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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已经成为你无法逃脱的生活政治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人的生活总会被某种外在或内在的力量左右。

单就外在力量而言,过去中国人更多受到“生活条件差”的支配,很多支配性力量都跟温饱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日常生活中真正要处理的是一种生活困境的问题。至于对外部环境的衡量,仅仅有赖于其是否能够提供更多的物产。城市所需的大部分物产原料都从农村运来,因此城市在这方面比乡村更急迫一些。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发行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配额票据,说明“温饱问题”在这时期的重要性,中国的问题在那个时候实际就是吃饭的问题。

经过了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尽管还有一些地区处在贫困线边缘,但对大多数人而言,温饱已经不再是根本性的问题。城市当中,因营养过剩所带来的身体疾病的突显,说明问题已经不是出在“温饱”上了。人们甚至开始警惕自己的身体,在健康问题上,今人大概比过去任何时代的人都更为珍惜,锻炼、养生成为了一种获得身体健康的时髦做法。人们依然关注食品,不过换了角度,对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为深表愤懑,反抗和抵制垃圾食品、被污染食品。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看法,就是出现了不同于过去时代下解放政治的新政治——生活政治——这种政治在我们的世界中日益涌现出来了。

生活政治实际就是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环境,关注可以改善自己健康的方式方法。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福利的增加,这种生活政治在今天似乎表现得更为深入人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意识和文化价值,引导着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转变。

对环境的关注,尤其是关注环境对生活品质的影响,越来越突显为一种个体自觉。一般而言,越大的城市,这种意识愈加强烈,因为空气污染与城市密集的排放物有关,空气污染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最近几年,雾霾治理就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生态政治。

▲ 雾霾下的天安门广场。 © cnenergy.org

人们期待每天都是蓝天白云,但不时出现的雾霾总让这种期望化为泡影。见霾就恐惧,进而试图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以及价值选择,已经成为当下城市人的一种极为自觉的意识。

因为严重雾霾而取消既定安排,在我们生活中不再是罕见之事。学校为此停课被视为理所应当,每个人出行要配以口罩,在会议的文件袋中赠送一次性口罩则被称赞为贴心的关怀。所有这些做法都被看作理应如此,被默默接受,鲜有异议。

“这样的雾霾天,政府来发布预警,来保护大家,难道还需要有什么商量的吗?你作为社会中的一员,只要像其他人一样照着去做就是了。”在这个没有商量余地的预警限制背后,人的活动自由也被影响,其中隐藏着一种深深的不以为然——本应由公民自我作出决定并形成共同意识,却在这一刻被忽视了。每个人都要面对自然环境,我们却把决定自己该怎样去行动的权利交给了一个抽象的雾霾预警机制,它掌握着不可指责的权力,可以不受监督地发挥、实施这份权力。

今天,这种支配性力量对人们的生活选择似乎更有效力,它借助于无法抗拒的“自然环境”的力量,起到了更为实际的约束、限制人们行为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人在向着一种前现代的自我奴化的道路上退却,原本以为是自由了的一代人,在这个“自然”的建构面前几乎成为了新的天气传说的奴隶。

人们毫不迟疑地选择戴上口罩而告别自由呼吸,也因为环境恶劣而宅在家中,告别线下的社会参与,甚至凭借清新的空气而吸引到众多追随者。据说有一家连锁电影播放公司在其旗下的电影放映厅都安装上了最新式的空气净化装置,声称每家放映厅空气的质量都堪比空气质量优良的芬兰,在里面观影极为的舒适。恰是这样一种人为制造出来的新鲜空气氛围,一时间吸引了很多想躲雾霾的人跑去看电影,借此去享受这份用钱才能买来的清洁空气。他们相信,这份人造的空气实际上才是他们真正需要的,他们为此而可以牺牲掉在家里、在社会中以及在其他公共场所的活动时间。

▲ 百度全国雾霾地图12月20日21:00的雾霾数据。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20日夜间到明日,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关中、东北地区中南部等地扩散条件较差,有雾和霾天气,其中北京中南部、天津、河北中南部、河南中北部、山东中西部、陕西关中、辽宁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度霾。从长春到广州,全国雾霾扩散至17省市区。 © baidu.com

最近,北京冬天的霾如往年如期而至,政府却采取了一种更为严厉的措施——在一个响晴薄日的日子里突然宣布未来某日重度雾霾的来袭。因此在北京的车需要改回单双号限行,同时工地停工、学校停课之类的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限制语气,借着互联网大范围传播出去。人们在这预警的面前同样是别无选择,只能顺从,因为预警的背后似乎是对于每一个社会中人的关照和爱护,如何能够再去拒绝。

相比预警日期,虽然迟到,严重污染的雾霾总归是来了。但问题是,对于漂浮不定的雾霾,谁又能准确无误地预报它来袭的程度和范围呢?反过来,能够做这种预报的人,不也成了实实在在的新的支配者了吗?那接下来就要问,这种支配的权力究竟该由谁来去赋予呢?是由人民不发声的默许,还是某种看不见的手来赋予呢?经由这些提问,渐渐浮现出一种新的有关天气或者雾霾的新的生态政治学,这可以看成是一种少数通晓空气动力学的专家群体对于大自然状态控制能力的社会利用。结果,现在可能不再是霍布斯所说的人在自然状态下的那种“所有人和所有人的战争”,而是一下子转变成为了“少数人和每一个人的战争”。

在这样的一种新的生态政治之下,雾霾天气大过了人的活动自由,一种空气形态的雾霾成为了一种新的支配者的模型或者指挥棒,人们面对自然、面对小心翼翼看护的身体,再无任何的理由去做一种积极的反抗,更无以理由对此说“不”,只能是听信这些构造天气神话的预报专家们的训示,不得对此有所违背。

可以这样说,雾霾天气的预报家们在上帝死了的位置上又给人类安插上了一个活着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作为气候专家的他们自己。这话今天看来是经得起推敲的,大约也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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